基督教教育在温州的发展、成就与探索性前瞻（上）
2010-08-04 作者：舍禾 来源：《麦种》
http://www.jidunet.cn/content/201008/0P4122W2010.html
引言
最近几年，“基督教热”在全国各地呈不断升温的趋势，基督教研究所在各大学相继成立。在学术界，基督教研究已形成一股旋风，众多的研究者跟风而上，各类研究著述、学术论文腾空出世，真所谓百花开放，百鸟齐鸣。不过，这些论著良莠不齐，更甚者，研究者几乎都以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为出发点，或以中国的政治处境为依归，因此，作者大都戴着有色眼镜，缺乏公正、客观的评述。
与全国性的研究氛围相比，温州基督教的研究，特别是对基督教教育方面的研究却属于冷门课题，相关著述屈指可数。而仅有的几篇文章存在严重的缺陷，它们不仅对传教士的办学缺乏公允的评价，甚至与基督教信仰相去甚远，实属隔靴搔痒之举。对于一个真实的温州教会历史，这些作者更是无能为力，特别是在文革期间建立起来的温州教会体系，这些文章大都只字未提。笔者盼望借本文能做一些弥补，让温州基督教教育走出深闺，并继续发扬光大，让基督教教育的伟大身影重新回到温州人的视野中来。
一、教会学校的“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教育的崛起
温州基督教教育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的大环境。
1、从英华书院到学校林立
1818年，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在马六甲创办“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1818～1856年），它被视为传教士创办学校的肇始，中国教育历史从此翻开全新的一页。到了1877年，教会学校已达347所，学生人数达5917位。［1］1890年，“基督教教育会”（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成立。［2］1920年，由中华续行委办会所做的统计表明，约有一万名以上的中国男女职员任职于教会学校，这些人从事全时间的教育工作。当时全国教会学校的在校生已达20万之多，这还不包括圣经学校、师范学校、神学院、专科学校和大学。不过，令人感到振奋的是，当时的神学院也达到31所，学生共有985人。［3］可见，基督教教育在全体国民教育中的比率已是相当之高。［4］根据1949年前的统计，当时教会学校的数目为：高等学校13所，中等学校247所，初等学校约1000所。
2、从旧式教育到西化课程
中国传统教育的代表是科举制度，教育事业并非是全民的，乃是凭个人去努力，其终极目标就是升官发财，出人头地。当中国的大门被西方列强打开之后，朝廷开始意识到西学强大的冲击力。1898年，光绪皇帝颁布了一系列的教育改良政策，其中之一就是要建立全国性的现代化教育体制。不过，好事多磨，同年秋天，在慈禧太后的阻挠下，新政被迫停止，科举制度重新登上学界的至高殿堂。1901年，慈禧太后重新下令，把各省的贡院改为大学，并大兴教育事业。1911年，清朝被推翻，民国政府成立，这一历史的转折为中国教育奠下了里程碑。关于课程的内容，传统教育教授四书五经等，“讲究的是所谓义理、考据、辞章之类的空疏陈腐之学。”［5］教会学校的课程则是学科范围广，注重基督教信仰和西方科学知识的教导，比如：算术、地理、历史、科学、生物、缝纫、农业、工业等科目。
3、从教会大学到现代教育
在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中，教育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而在中国近代教育体系中，教会大学又扮演着沟通中西文化的非常重要的角色，以至对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的近代转型起着某种程度的示范与导向作用。［6］或者说，教会大学成为政府发展教育体系的催化剂和有力助手，［7］它加速旧式教育体制的瓦解，且把最先进的西式教育体制引进中国。
“从19世纪80年代起，教会教育开始由小学向高等教育过度。教会大学从根本上突破了中国传统教育的缺陷，在办学模式、教学内容、人才培养、适应社会等许多方面都为中国高等教育提供了崭新的内容，促进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8］在此基础上，北洋大学、京师大学等一批中国大学应时而生，这使得中国高等教育与西方高等教育之间缩短了差距。
二、中国人对基督教教育的单向判断及三种批判理论
1、文化侵略论
基督教被认为是精神的鸦片，传教士被认为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教会学校被认为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文化的一种工具和手段，其旨在摧毁中国传统文化，并为帝国主义服务。其实，此乃民族主义者情结加上政治因素所演变成的强劲有力的炮弹，它占据人们的意识形态，半个世纪过去了还经久不衰。
2、促现代化论
该观点的理论依据是现代化理论，“它以西方经验为根据，将人类社会分为传统和现代两大类，强调这种从西方开始的现代化进程的示范性和不可逆性。”［9］其宗旨在于改造中国文化，让西方的文明注入其中，使之成为现代的新文化。
3、普遍主义论
该观点认为，“基督教不仅将整个欧洲从文化上连结起来，而且有着向世界各地拓展的强烈动机。”［10］由此确定基督教只不过是帝国主义殖民扩展的附庸品。不仅如此，普遍主义还体现在圣经教义上，神就是充满宇宙的神，他的救赎也临到世界上所有的人。因此，“普遍主义在不断深化着关于人类一致性的信仰，试图确立一套对所有人都通用的、统一的价值标准。”［11］基于这一因素，基督教来到了中国。
三、基督教教育在温州的兴起与当时的困难处境
限于篇幅，笔者在本段落中就不展开详细的讨论，仅为点到为止。
1、基督教学校的分类
温州是比较早就开埠的沿海城市，因此，传教士也就捷足先登。如下为温州基督教学效的发展情况。
（1）按性别分：男校、女校
1866年10月，内地会传教士曹雅直（George Stott)［12］抵达温州，从而开始了近代温州的福音事工。［13］1867年8月，曹雅直租用了花园巷张姓房子设立传道站。［14］1869年，曹雅直聘请了一位姓刘的老学者为教师，开始了温州第一所男子书院，温州教会学校的序幕由此拉开。当时的学生人数也就三四位，传授的课程包括圣经和四书五经，学费和食宿费则全免，甚至还给学生家庭补贴十元银元。1877年，学校迁至新落成的花园巷教堂。1902年，该校定名为崇真小学，当时的学生人数已经超过100人，并培养和造就出一批传道人才。
温州第一所女校的创办有一段趣事。1872年，曹雅直的厨师与一位非基督徒结婚，这原本是传教士所反对的。两年后，这位厨师的信仰产生严重的蜕变，曹雅直夫妇不得不让他离开。经过再三的考虑和多方多次的祷告，曹雅直和他太太格蕾丝（Grace Stott）决定开办一所女子寄宿学校。［15］1878年，女子书院正式创办，1902年定名为育德小学。
之后，由教会创办的女子学校逐渐增加，如1906年的爱群女学，1907年的大同女学等。
（2）按程度分：小学、中学
除了上文所提到的两所教会小学之外，还有其他的小学陆续在温州创办：
1877年，循道公会在康乐坊创设一所教会小学，学生人数约为十人，教学设备非常简陋。1896年，学校迁至杨柳巷原定理医院的旧址，并正式定名为艺文小学。
此外，还有内地会创办的另外两所小学：培德小学，增德小学；由温州自立会创办的永光小学，这是一所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教会学校。而各县所创办的教会学校也有不少。
中学的情况试举一例：1895年，循道公会在海坛山创办艺文书院，1901年，清廷下令各省、府、州、县设立学堂（中学），艺文书院因此改名为艺文学堂，由来自英国的传教士蔡博敏任校长。这是温州最早的正规中学之一。
（3）按性质分：医校、神学院
1926年，白累德医院［16］创办高级护士、助产护士学校，成为温州第一个培养护理人员的学校。1949年，该院与董若望医院护士班和温州医院职业学校合并，成立温州市私立高级医事职业学校。1950年改公办，1952年定名为浙江省温州卫生学校，成为浙江省最早建立的综合性卫生中等专业学校之一。
神学院方面情况如下：1911年，循道公会在瑞安衙后街创办“偕我道学院”，院长为海和德，这是温州的第一所神学院。1915－1929年因故停办。1930年恢复招生，道学院迁至温州市内杨柳巷艺文小学内，并改名为“圣道学院”。1937年，该学院与宁波教区神学院合并，定名为“浙东神学院”，院址迁至艺文学校旧址。［17］
2、基督教学校的办学困难
（1）封建陋习的阻挠：如礼教与裹足
在旧的教育体制中，女子没有适当的地位，“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错误观念的盛行正是对此种处境的总结。不过，传教士提倡男女平等，教会学校为女子的就学开创了新时代。传教士人为，“中国教育中存在明显欠缺且不能与西方教育并衡者，则在于不兴女学。”［18］因此，传教士所倡导的不仅是与奉行几千年的封建礼教体制做抗争，也为妇女的翻身埋下重要的伏笔，他们的行为打破了“男女不杂坐，不同施枷，不同巾栉，不亲授。”的习俗。［19］“当男人的新时代刚刚开始，妇女的新时代也就来临了。”［20］
此外，各女学规定不准裹脚。育德女学与学生签订的合同中有非常明确的一款内容：“不准裹脚，已裹脚的应即放开。”然而，很多家庭因此而受到社会的歧视，甚至被人弃绝。
（2）对传教士的敌视：如回收教育权
1926年7月28日，温州教育界发起组织“温州收回教育权大同盟”。［21］艺文学堂等学校在这一波的运动中受到严重的影响，许多教职员工和学生都因此离开学校，以此作为抗争。
四、温州基督教教育的不菲成就与深远的社会影响
笔者从如下两个角度做简单地分析：
1、培育出一批专业人才
（1）培养学校的师资力量
在新旧学制替换的过程中，教师的缺乏成为教育发展严重的障碍。“从旧学校征聘任何大数目的教师是绝不可能的，这是因为旧学问在内容和方法上都有它的特殊性质，也是因为旧式教师的守旧精神。”［22］故此，教会学校就成为教师最主要的来源。举例来说，艺文中学办学超过20年，毕业生达一千多位，许多优秀人才日后就从事教育工作。在温州历史上声名显赫的谷寅候、刘廷芳等人早年都毕业于教会学校。
（2）培养医务和护理人员
通过医院和医学校，一批有名的医师诞生了，如陈梅豪、郑济时、张德辉、郑求是、何其美等；而高级护士、助产护士学校在二十年间共培养毕业生150多名，形成了一支专业的护理队伍，其中不少人晋升为护理师、医师。［23］
2、温州方言注音的诞生
1893年，英国传教士苏慧廉翻译并出版了温州话的《四福音与使徒行传》和《新约圣书》（温州方言拉丁文译本）。［24］当时，艺文中校、艺文女校校长兼教员的汤联奎为苏慧廉撰写《华英论语》，后又为白累德医院院长施德福编写《瓯音字汇》（1925年）。沈克成指出，《瓯音字汇》是按温州方言音序排列的一本汉字字汇，收字15000余个。在每组同音汉字的上端，书有苏慧廉式方言罗马字，而在每个汉字后面，则用罗马字标出该字的北京读音。《瓯音字汇》收字之多、标音之准确、编排方法之科学，超出比它早出和晚出的任何一本温州方言字汇。［25］
五、温州基督教教育公众平台的失落与内化转型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疯狂的年代，以1949年为其转折点，从而拉开了革命和斗争的腥风血雨的苦难历史，政治运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6］教会几乎在所有的运动中都成为受害者。
1、隐没历程
（1）1952年西方传教士被清空
1952年，随着最后一个宣教士离开温州，［27］温州教会进入死荫幽谷，温州基督教教育全线退出公共平台，学校和医院相继被中共政府接管，如白累德医院于次年的1月10日被政府接管，并被更名为温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2）1959年的“全国无宗教区”
1958年，大跃进运动正式开始，［28］而一个“消灭基督教”的运动在全国暗暗地展开，温州市平阳县“有幸”成为全国的试点。［29］1959年，温州被称为全国唯一的“无宗教区”，宗教活动被彻底打垮，唯一开放的城西教堂白天出售报纸，晚间出租给瓯江电影院。在那极端困难的年代里，信仰成了过街的老鼠，消灭“洋教”更成了人们的天职。但是，基督徒暗中的祷告会依然在持续。“祷告点”模式就成了教会的模式，即一个祷告点就是一个隐形教会，教育活动必然全面停止。
三年大跃进之后，即1961年正月，温州市区位于五马街的第一间教会建立，但基督教的社会教育尚未得到恢复。
（3）1997－2000年的全国性打击“实验地”
1997年，正值香港回归之时，此时，很多问题在教会和社会上凸显出来，比如：温州教会内部流行末世的思想，特别是农村教会，他们认为香港回归一定会遇到挫折，因此，世界大战近在咫尺，末日也就会来到。而中国政府也值此之际营造所谓稳定的社会环境，加上其他的政治考虑，结果，对教会“大打出手”，温州则成了此次逼迫的“试点”。这场逼迫一致持续到2000年，炸毁教堂和抓捕传道人不在少数，各地的祈祷山基本上都毁于一旦。在如此处境下，基督教教育必然经历更进一步的挫折，各教会纷纷化整为零，以求度过难关。
2、转向内部
（1）扫盲
识字是全世界人类追求发展的基本人权，而文盲对个人而言是一项严重的负担。［30］据《温州市教育志》记载，上世纪50年代，温州是一个文盲社会，文盲人数占人口总数的90％以上。1953年8月，市文教局提出扫除文盲标准：工人识2000字，市民识1500字，农民识1000字。［31］除政府之外，另一种力量就是民间组织，其中教会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与美国成人教育的发展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因为美国早期的成人教育是以教会为主的各民间团体带领民众识字。
在农村教会有“三多”，即妇女多，儿童多，文盲多。因此，扫盲工作自然成为教会要开展的工作之一。很多教会在家庭里开办学习班，还有一些教会邀请村里的读书人来读圣经，也有教会请其他教会的识字的人来教诗歌，既可学习敬拜，又可学习汉字。笔者有一位亲戚，年纪约有八十，她未曾念过书，但能读圣经，并靠着超强的记忆，背出几百首的赞美诗歌，而且，很多诗歌不止一段。这与教会直接和间接的扫盲工作是分不开的。
城市教会也是一样，教会较为公开地开办扫盲班，在周间学习，并邀请非基督徒邻居参加学习。笔者教会有一位弟兄，大字不认识几个，信主后热心追求，并参加扫盲班，几年之后，该弟兄成为教会的领袖，这令周边的邻居刮目相看。
（2）儿童、青少年教育
温州教会的儿童、青少年教育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但步入正轨是九十年代，至今已有超过二十多年的时间。与美国不同的是，温州所指的主日学单指儿童和青少年，此项工作不仅教导圣经，也为引导温州社会的青少年走向起到一定的、积极的作用。比如，很多主日学的孩子品学兼优，热心爱主，而且还影响身边的同学和朋友，在无形之中起到了光和盐的作用，成为基督教教育成功的典范。
（3）婚姻、家庭教育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温州社会的离婚率在全国就已高居前几位，然而，温州基督徒的离婚率却是非常之低，与社会上的处境形成极大的反差，这不得不令人对基督徒的婚姻生活产生兴趣。其实，教会在婚姻方面的教导一向严厉有加，甚至几乎所有的教会规定，在任何的情况之下都不得离婚。这在一定的程度上形成了尊敬婚姻的理念。
最近几年，婚前、婚后辅导，家庭营，亲子教育等活动在温州各教会如火如荼地展开，为基督徒的婚姻和家庭提供了更广更多的帮助，许多人因着基督徒美好的婚姻见证而决志信主；而在婚前同居成为理所当然的事实的情况下，温州的青年基督徒走上街头，开展“真爱需要等待”的签名活动，并有国有媒体亲临现场采访报导，对社会产生不小的影响。
（4）音乐教育
信耶稣的人都是会唱歌的人。尽管不是每个人都懂得乐理知识，不过，温州教会的一大特色就是“教诗歌”，无论哪次大型聚会，甚至是主日崇拜都会安排人教会众唱诗，因此，教诗歌成为教会的一个铁定的服事岗位。有了教诗歌必然要有弹琴的人，因此，弹风琴和弹电子琴就有了专门的人才。
在温州地区，把教会音乐发挥的最出色的是乐清市的教会。据笔者所知，乐清教会的乐团遍地，从事音乐事奉的人才比比皆是。教会在每一个特定的时间段里面会举行一次大范围的有关音乐方面的比赛，至今这一比赛已经影响到全市，不少教会都定期举行诗班比赛等。曾经有温州大学的学生写过一篇叫《温州乐清地方基督教音乐发展现状》的文章，可见教会音乐的发展已经引起社会及知识分子的关注。（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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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1877(Shanghai, 1878),p480.
［2］ 又称“益智书会”，1902年改为“中国学塾会”，1905年又再次修改为“中国教育会”，于1916年最终定名为“中国基督教教育会”（The China Christian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3］ 黄新宪著：《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变迁》，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页1。
［4］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蔡詠春等译：《1901－1920年 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 下卷》（原书名：《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 1901－1920》 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9月二刷，页1071。
［5］ 章婧著：《早期教会学校VS中国课程近代化：双重矛盾下的催化作用》，请参
http://zyy65.zj001.net/show_hdr.php?xname=MUMPCV0&dname=NDDEAU0&xpos=252&cname=&cpos=9
作者人为：“义理”指的是程朱理学，这种所谓的义理之学专门在心性理气上一味务虚，崇尚空疏。当时科举考试中的“经艺”解经的题目，都是以程朱理学为标准答案的。“辞章”主要是指桐城派古文，这一派学者，用僵化的形式，把散文禁锢在所谓痛经明道的圈子里。以上所说的学问为课程内容，只能造就一些思想僵化、严重脱离实际的士子。
［6］ 马敏著：《基督教在华传播及其文化、教育事业》，台湾：财团法人基督教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2006年7月初版一刷，页119。
［7］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1901－1920年 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 下卷》，页1073。
［8］ 施杨著：<教会学校对中国近代教育体制的积极影响>，刊物《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页168。
［9］ 胡卫清著：《普遍主义的挑战：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第一版，页9。
［10］ 同上，页16。
［11］ 同上，页2。
［12］ George Stott，中文名为乔治·史托特，或曹雅直、曹雅植，在《平阳县志》中为“曹雅真”，平阳教会至今还称“曹雅直”为“曹雅真”的。本书则统一使用“曹雅直”作为George Stott在中国的中文名。
［13］ 1866年5月26日，戴德生夫妇以及他们的四个孩子，并内地会的第一批十八位宣教士乘坐Lammermuir号帆船离开英国，前往中国。蔡锦图在其所著的《戴德生与中国内地会》（建道神学院，1998年）一书中提到首批来中国的内地会成员包括戴德生夫妇共为十七位，而维基百科全书却称戴德生“选取了十八名应征的宣教士”。另外，在《戴德生与中国内地会》一书中关于首批宣教士的名单中没有提到曹雅直，因此，曹雅直是否同船而来则不得而知，但据考据，他来温州的时间又是1866年10月，与戴德生同时到达中国（1866年9月30日）。
［14］ 即解放初温州中华基督教内地会的原址。
［15］ 参格蕾丝（Grace Stott）著、恩际翻译团契译：《二十六年宣教在中国》（Twenty-six Years of Missionary Work In China）节选四，刊于《麦种》第15期，2008年7月，页8－9。
［16］ 1897年，循道会传教士苏慧廉邀请建筑师定理来温，在杨柳巷兴建一所医院，医院定名为“定理医院”，这是浙南地区首家西医医院。1904年，医院在大简巷另建院舍。1906年1月30日，新建医院落成，定理医院随即并入。因亨利·白累德先生捐资占总投资的三分之二，故医院更名为“白累德纪念医院”，后简称白累德医院。
［17］ 莫法有著：《温州基督教史》，香港：建道神学院，1998年，页86。
［18］ 施杨著：<教会学校对中国近代教育体制的积极影响>，页168。
［19］ 《礼记·曲礼》。
［20］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蔡詠春等译：《1901－1920年 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 下卷》，页1065。
［21］ 《温州教育志》，页16。
［22］ 同上，页1066。
［23］ 莫法有著：《温州基督教史》，页93。
［24］ 同上，页74。
［25］ 沈克成著：《温州话的探索与传承》，参http://www.wzta.gov.cn/lyzn/wenhuad-41-96.html
［26］ 土地改革运动（1947－1952年）、镇压反革命运动（1950－1953年）、三反五反（1951年）、反右运动（1957－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1958年）、大跃进（1958－1960年）、四清运动（1962－1966年）、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一打三反运动（1970年）、批林批孔运动（1974－1975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1986－1992年）等。
［27］ 郑颉峰著：<近代前来温州的外国宣教士>，发表于《鹿城文史资料》第十七辑（温州市鹿城区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页180。
［28］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式提出“大跃进”口号。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通过了第二个五年计划，为大跃进正式制定任务和目标。
［29］ 政府先是把温州的六个宗派进行管制，让每个宗派的活动集中在它们的总部；然后，六个宗派被迫合并，最后集中在循道会的城西教堂；紧接着，消灭基督教运动在温州全面展开。
［30］ 邓运林主编：《成人教育专题研究》，台湾：高雄复文图书出版社，1997年3月初版三刷，页395。
［31］ 佚名著：《扫盲，见证那“疯狂”学习的年代》，http://edu.66wz.com/system/2009/09/22/101434567.shtml
原文链接http://www.wheatseeds.org/news/News_View.asp?NewsID=702
